继承权

林安梧：血统贵族不需要了。

可以说它通过自己的方式呼应和推动了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。它强迫所有私人生活领域（包括人的家庭婚姻生活和吃喝拉撒等日常物质生活）都听命于极权政治的一体化要求（美其名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）。

在中世纪的政治黑暗时代，世俗领域中的公共部分（公共领域，公共生活）逐渐萎缩乃至彻底消失，被宗教团体，也就是非世俗共同体所取代，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世俗领域的彻底私人化：世俗领域却彻底变成了古代所谓的私人领域，其标志是一切活动都被纳入了家庭市场中，在那里它们只有私人的重要性，从而真正的公共领域荡然无存了。[26]1993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。尽管如此，邓丽君的歌声在大陆仍是一如既往的越唱越响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的世俗化尽管否定了文革时期的匮乏崇拜与禁欲教义（贫穷才是社会主义，吃吃喝喝绝不是小事），肯定了个体世俗物质生活追求的合理性，但大众并没有一头扎进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，从公而忘私走向私而忘公。在一个闷声发大财成为官民共识的时代，官方文化与消费主义在去政治化、去公共化方面达成了深度合作。

这种畸形的世俗化在维护原有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同时，又与时俱进地吸纳了西方资本主义后期的消费主义，鼓励国民把精力投入到物质消费与私人隐秘经验：理财治家、崇拜明星、追逐时尚、健美塑身等等，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自己的家庭和房子，把玩自己或他人的隐秘经验，偷窥明星隐私，忘掉公共世界的愚蠢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感受不但是私人的，而且具有深刻的公共性。曷为大郑伯之恶?母欲立之，己杀之，如勿与而已矣。

  进入专题： 公羊家 经学思维 王道政治 。3.经化文史，托经为王 客观实史一旦化为主观文史，哲学的反思就必然贯彻其中，实史就自觉不自觉地服从文史的逻辑。举个例说，《春秋》隐公二年经曰：无骇帅师入极，而传曰：无骇者何?展无骇也。董仲舒曾说：《春秋》尊礼而重信。

取象乎河洛，问数乎蓍龟，观天文以极变，察人文以成化。(同上)何休的论述还远不止这些，但从这些当中不难发现，托王于鲁的实质就是要假鲁公鲁事以明王道，托隐公始受命王以行王事。

两者虽然有区别，有侧重，但事实上在察的过程中是融为一体的。邦国官府谓之礼法，常所以守为法式也。对《春秋》之微，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明确表达。见之于政治功能，《春秋》可以省天谴，而畏天威(《春秋繁露·二端》)、明改制之义、一统乎天子、加忧于天下之忧、务除天下所患(《春秋繁露·符瑞》)、因其成败以明顺逆(《春秋繁露·俞序》)、差贵贱，反王道之本(《春秋繁露·王道》)、起贤才，以待后圣、缘人情，赦小过(《春秋繁露·俞序》)。

自然之道并不能言，需要圣人去把握，并形成文字供后人研习，而圣人通过作文揭示自然道理。莫不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设教。考鲁国历史事实，就十二公论之，桓宣之弑君，宜诛。尽管人人都可以言道论道，但凡人实在很难真正明道载道，更难判天地之美，析万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。

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，以‘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，所以偏重于‘名物训诂，其特色为考证的，而其流弊为烦琐。(《春秋繁露·玉英》)值得注意的是，作为礼义之大宗的《春秋》与三礼不同，它是活生生地体现在历史人物名号称谓与行为活动事迹当中的。

辞有据正则不当书者，皆书其可书以见其所不可书。盖公羊先师见鲁史原文为杀，故知之。

《穀梁》谓：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。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，趋炎附势之人。中国古代哲人大谈有道、无道，大论天道、地道、人道、王道、霸道、周道、汉道、君道、臣道，大讲知道、闻道、谋道、行道、原道等，体现的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。在这样一部历史中，如果不渗透人文价值，最后只能是认同成者王败者寇的权力实力逻辑。不管是原道、征圣、宗经，还是求真、求善、求用，三者是一个复合体，不可分割的。《春秋》文史则必须考察书写取材用意与文辞书写笔法。

与公羊寿主要通过这种书法分析来传经察微不同，董仲舒更侧重在《春秋》史实中察微，敏锐地把握到历史成败背后的政治道德原则(微言大义)。历史是复杂的，历史不会遵照思想的逻辑运行，而思想总想逼历史就范。

经学的思维方式是要求真、求善、求用，而善往往又处于优先位置。公羊家面对着一部春秋实史，而且还面对着一部《春秋》文史。

换言之，这部经具有巨大的功能，见之于认知功能，可以明得失、理往事，正是非(《春秋繁露·俞序》)、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。此一义，恶弟之逆而欲为君。

有德却没有位，无位又不能谋政，那怎么办呢?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，孔子只好做一回千古罪人，这个罪人要宣扬礼乐文明，实施王化理想。四要求王道之全，不蔽于一曲，尽量做到上下不遗、古今不遗、天人不遗、人我不遗、情理不遗、内外不遗、心事不遗、小大不遗、微著不遗、始终不遗，正所谓上揆之天道，下质诸人情，参之于古，考之于今(《汉书·董仲舒传·对策三》)、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(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引)、随天之终始，博得失之效，而考命象之为，极理以尽情性之宜(《春秋繁露·符瑞》)、内动于心志，外见于事情、贵微重始、慎终推效(《春秋繁露·二端》)。文以载道，辞以载道，真正研究文辞，应该求真求善求用，把握天人规律与美德以经世致用。《春秋》的假托性充分表明孔子的本意不在考证史实，而在宣扬王化理想。

透过经书来看经，其实也就是透过经文来看道，透过有字之书来看无字之书，结果也就能求天地物序之真与天地万物之善，取象天地并效法天地。《春秋》定公六年经：季孙斯、仲孙忌帅师围运。

贬兄之恶，贬弟之逆，一字真严于斧钺。按照孟子关于孔子作《春秋》的论述，孔子带罪行天子之事，是要写一部有血有肉的实史，告诉人们历史的来龙去脉吗?显然不是，孔子简化春秋实史而写像断烂朝报式的《春秋》文史，只不过是要借用这部性与暴力的实史，来作一部含有微言大义的文史，并表达自己的文心：一方面批判历史，并确立批判历史的道德标准。

这也与孔子的一贯思想完全一致。郑伯入陈，以文辞为功。

按照经学思维，就要原道、征圣、宗经，就要求真、求善、求用。由于玄圣创典，素王述训，宗经还须征圣与征王。《公羊传》在解释哀公十四年经文春，西狩获麟时说：麟者，仁兽也。诗曰：‘嘉乐君子，宪宪令德。

母为子娶妇，奔丧父母，变礼也。另一个是不书中见书或书中见不书，即(书)地与不(书)地。

公羊寿在《公羊传》中主要就是围绕名分问题展开解释的，所谓拨乱世，反诸正，一个核心任务就是正名。周公即便不是实王，也是文王，即作为王文化代表的王。

文史托事，主要是借哪国来托事呢?鲁国。他认为，孔子作《春秋》是托乎《春秋》正不正之间(《春秋繁露·符瑞》)、因其行事，加吾王心、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(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引)。